诸多中文介绍中均将Relation of definitions译为定义关系或有关风险的定义关系（后者如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载于《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第211页），更易于理解的译法可能是界定（风险）的社会关系。

[16]在这个工作中，奥斯汀首先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要使得实在法（Positive Law）成为法律科学唯一研究的对象，将道德，神启和其他类似的比喻退出研究舞台[17]，而后，凯尔森将这样一项关于透明和社会确定性的哲学发挥到了极致。从这个意义上讲分析法学就算把法分析得玲珑剔透，将法这一人类之器修缮得无比锋利，却到头来有可能伤到自己或其实是外强中干，经不起人的意志与权力的挑战。

但是，如果从立法者的本意出发，这样的困难就不存在了吗？我们对立法者客观本意到底是什么不也需要解释吗？既然对规范不可能正确论述，对立法者的本意就可以正确论述吗？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魏德士教授是否认为正确的法是可能的。那么书作者认为是否存在正确的法呢？实, 际上这正是作者不同于其他价值论学者或方法论学者的地方，他认为正确的法存在于民主的合意之中，存在于各民族国家中得到赞同的理性，信仰和信任的基础上。  、作为理论的法理学及理论的失灵 在第一章法理学是什么，应是什么一开始，作者指出法理学与法哲学的讨论已经没有必要，其争论已经成为文字游戏，于结果完全没有必要[5]，但矛盾的是，在接下来一段，作者又马上给出了一个富有新意的判断标准：哲学的词根有爱知识的含义，理论的词根是观察，发现，认知，因此，法理学概念构成了法哲学概念的前提：法理学是对法学知识的观察，理解与认识，包括对具体的法律职业问题领域，法的因果关系及其效力进行论证[6]，而法哲学则是对法的是否合目的性，正确性进行前提的追问。但是，以上三个问题其实又是不可以分开解答的：什么是法？有人完全可以说那要看它为什么有效？效力根据是什么？如果说一种规范来自于神启，那它就不是法（奥斯汀），如果它不来自于公意，那它也不是法（卢梭）。有人也可以说那要看它是如何适用的。

[19] 这里考夫曼对自然主义的评价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自然法论者贬实在法而扬先在规范，由于他不能从认识论上对先在规范予以证明，尤象18世纪自然法所展示的，结果走入不确定性和任意性。[20]并且，德国二战后，之所以会有直接针对实证主义的自然法思想复兴，根源也在于实证主义成为了强权的替罪羊。全球信息化秩序重组了全球法律空间，在互联网数字宪法、全球商人合同法、药物专利法以及超国家宪法等领域都出现了法律发展的新契机。

(53)德里达的文字学破除了以语音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他把注意力转向可视性的文字踪迹。(19)围绕知识与信息私有化展开的信息公共领域斗争，包括自由文化、创造性的共同体、公共科学图书馆、开放源软件运动、世界贸易组织对影视作品规定的文化例外条款、可获得的廉价药品等。(44)社会系统分化带来空间、时间与符号的扩张，在这种情形下，当代法律的时间意识不再从属于传统的习俗与伦理，也不再从属于存在主义的对立化空间，法律不再具有近代意义的透明性。(43)拉什甚至认为，这实际是反身性外包(outsourcing)的结果，反身性不再是出自内在于自我之中的一种实际对话的内在反射，而是对他人所做的一种关于行动和事件的外在化评注，反身性也变成沟通性的了。

与英国不成文宪法相似，这一进程并不表现在正式的立宪会议、宪法文本以及宪法法院之中。鲁曼进一步提出疑问，契约在今天是否还能提供一种法律形式，以将未来的不明确性转化成当下所保证的明确性？参见［德］鲁曼：《对现代的观察》，第172－173、188页。

［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326－327页。⑦如果说死亡在前现代法是传统延续的象征，在现代法是主体人格的实现，那么，它在当代法则是系统运作的常规。参见［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页。而到了全球信息化时代，时间最终征服空间，法律不再是机械性的规则框架，而成为自主运作的时间性系统。

参见［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326－327页。因为，冲突焦点正由国家间冲突转向组织间冲突(比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与国家法院的冲突)，属地法原则正被组织间的冲突法原则所取代。(45)可参见［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李伟、郭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五，霍布斯与奥斯丁对于法律的传统定义，都指向中心性主权自上而下的命令性结构，法律效力来源于主权的公共性。

(27) 第二方面，全球商人法领域的无法律合同(contrat sans loi)或自我管理的合同，其效力既不来自国内法，也不来自国际法，而是自我赋权的结果。(37)参见［德］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第115页。

(18)主客体界限的打破，自治性客体的大规模制造与传播，正是当代法律风险理论风靡全球的物质性基础。这一耦合使当代法律客体抹去了自然/社会、物质/符号的二元性差异。

它还发展出相应的司法审查机制，比如对标准商业合同、尽职调查的私人标准、私人协会的标准化以及国际仲裁裁判的审查机制。正如鲁曼所说：法律与政治的构成性结构耦合在世界社会层面已不复存在。  二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法律客体革命 在全球信息化的秩序转型中，当代法律的规制对象正在发生变化，电子技术把所有交易模式都融入到一个巨大的系统之中，新的法律客体以及财产类型不断出现。(52)近代法律主要处理时钟时间，而在当代有两种新的时间形式：一种是漫长的进化或冰川时间(如生态性问题)，一种是短暂的无法经历、无法观察的瞬时时间(如计算机时间)。当代法律全球化已不再取决于主权的承认，17世纪以降主权政治与领土政治的逻辑将受到多方位的挑战。劳动被设计所取代，劳动不再是生产过程的核心环节。

贝克认为，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组织的轴心原则，它无法计算、不可补偿、没有极限、无从负责，它扳倒了工业社会的支柱原则，瓦解了社会契约这一前现代性的安全条约。如果说奥斯丁式法律是主权者的表达与再现(representation)，当代法律则是法律系统的自我呈现与现形(presentation)。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音乐出版商，百代(EMI)拥有多达100万首歌曲的著作权。再进入的法律反思机制，是全球法自我创生的另一动力。

19世纪古典法是基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形式理性法，它在民族国家疆域范围内稳定社会的规范性期待，法律有赖于空间建制化的合理性文化的态度整合，而在去疆域化的再疆域化网络空间，韦伯式的形式理性法正被抛弃，传统法律运作机制随之改变。(14)如果说，传统物权和债权因其时间与空间层面的稳定，因而是内生性的产权制度，那么，当代知识产权则因其无时间性而成为外生性的、建筑学意义的框框。

(38)信息的转瞬即逝性、知识的过度链接、符号的超载，都使当代法律陷入内部与外部的双重风险性之中，法律系统本身也成为一个风险性系统。全球分化产生的系统间冲突(所谓的全球法片段化)，已经不能根据德国民法典式的学理统一化、凯尔森式的规范等级结构或者全球性司法的等级管辖制度予以解决。它不再通过一部革命性宪法的诞生实现，而需要持续的长期进化。⑦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对于死亡问题做出了极为深刻的分析。

如果说主体的身体构成近代法的有机载具，全球信息化则将法律主体内爆为法律系统的占位符(placeholder)。谷登堡印刷术为法律世俗化与民族化奠定根基。

他认为我们当下处于一个新的模拟时代，由模拟支配的代码、模式和符号成为新社会秩序的组成原则。当代法律为自治性客体提供了分类整理的规范性框架，通过规范性框架创设特定的时间拘束，通过将特定的知识/信息沟通不断传递到系统化网络的下一个位置，通过二阶性的观察与运作，不断创建并延展这一网络。

法律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相互推进，这对全球法律格局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它不再依赖主体理性、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这些概念建构实践框架，转而依赖于系统自身的动态运作。

(24)传统的国家规制与国际规制已部分失效，因为全球互联网呈现出自我监管的趋势。(二)去中心的法律全球化网络 正如前述，全球信息化秩序重构了全球空间，传统民族国家法律受到多方位冲击。(13)有关后TRIPs时代知识商品全球化的权威分析，参见Keith E. Maskus Jerome H. Reichman， The Globalization of Private Knowledge Good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Global Public Goods， in Keith E. Maskus Jerome H. Reichman(eds.)，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nd Transfer Technology： Under a Globaliz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im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45。⑩必须提供新东西，其压力来自各大功能系统的加速动力，这些功能系统让社会持续面对新问题。

法律全球化的当代动力，也不再是康德所设想的国际政治共和化。第三方面，有关艾滋病药物专利权保护的争论，不仅仅是某国国家法与专利持有人的冲突(如发展中国家与跨国企业专利持有人)，也不仅是两大国际机构的冲突(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不同合理性标准的内在冲突(经济合理性标准与卫生健康合理性标准)。

(39)这是对工业革命时代独自式法律的革命，原因/结果、规则/事件这样的传统法律范畴失效了。信息资本主义则是范围经济，涉及符号与网络的快速构建，资本围绕于原型创新展开竞争，法律的着眼点在于未来，其财产权具有高度流动性。

(33) 全球化的法律系统，因为不同社会功能领域的相互迫令，在其内部产生出各种分化与冲突。首先，它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时空分离及其标准化、虚化尺度的形成，极大扩展了时空伸延的范围。